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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雾霾: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

来源:督查一处 时间:2016-02-24

空气污染古已有之,但在13世纪后英国人才开始关注其危害。这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工业文明的账单不应以环境为代价,只是这一认识有个渐进的过程。如何掌控好经济发展、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?当年有很多的投诉指向石灰工业,石灰生产的过程需要燃烧大量的煤炭,用煤量的快速增加,是造成伦敦空气污染的元凶。得出这个结论容易,解决起来却困难万分。我们现在都知道,劣质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极高,伦敦人当初并不知道,这是经过奥古斯都•沃克尔等人的反复调查论证才揭露的。苏格兰的无烟煤品质好,可惜价格高昂,长途运输更抬高了它的成本。经济利益是资本驱动的本能,与其指责资本的盲目性,不如想法创造经济与环保的共赢。普通家庭取暖也要考虑购买价格,中世纪的伦敦,到处是穷人,所以仅仅提倡使用好煤是行不通的。伦敦当时采取的一个措施是改造壁炉。对于现今的科技研究而言,理想的新能源既要环保清洁,也要考虑经济成本,难度肯定相当大,但目标应当如此。

这其中还牵涉盘根纠结的利益关系。约翰•伊夫林向国王和议会提交调查报告后,查理二世的态度模棱两可,王权、议会和教皇彼此之间矛盾激烈,在城市改建的大问题上,三方同样相互扯皮。作为保皇党人的伊夫林后来逃离了伦敦,他的环保方案只能胎死腹中。除了政治斗争,经济博弈同样难以避免。高污染产业不愿意主动买单,行政的无所作为则纵容了小作坊式生产的继续发展。不能把环保责任寄托在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上。即使到了20世纪,美国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•卡森不还因她那本敲响滥用化学杀虫剂警钟的《寂静的春天》触犯了化工集团的利益而遭致四面楚歌的境地吗?伦敦的治霾就这样拖沓再拖沓,几个世纪都不见有什么大进展,直到1952年,那一场形同于世界末日的“大雾霾”给了伦敦人刻骨铭心的教训。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,英国政府在1953年组建了由比佛爵士领导的委员会,专门调查雾霾事件的成因并制定应对方案。在比佛委员会的推动下,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是首部空气污染治理法案《清洁空气法》。此后英国以铁腕治理环境,效果立显。亡羊补牢,犹未晚矣,如果能够思在行前,那就更好了。结合我国国情,北京“十三五”规划近日出炉,北京市环保局制定了一系列治霾措施,预计2017年PM2.5浓度比2013年降25%,对于造成大气污染的工业排放、汽车尾气标准等,都要有严格规定,严格实施。事关国计民生,环保立法、执法必须强硬,决不能手软。

伦敦雾霾的另一个推手是城市化。11世纪与12世纪是欧洲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,到了13世纪,留待人们清理开垦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。伦敦城市的快速扩张,给周边郊区带来了巨大负担,森林被砍伐,绿地、河道被侵占,焚烧垃圾的烟雾四处弥漫。伦敦人每天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,喝进嘴里的饮用水脏兮兮,街上行走会遭遇“黄金雨”(楼上倒尿壶),空气污染算个啥?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,约翰•伊夫林在伦敦城市重建方案中提出把“酿酒作坊、面包作坊、制糖作坊和其他需要排烟方能维持生产的行业,都将在官方指定给它的同一个地区经营”。这是有预见性的城市规划,可惜未被接受。伦敦统治高层认为,到处林立的高烟囱足以排解烟雾,后来的现实状况狠狠地打了这种愚蠢决策的脸。在1873年大雾的一周中的死亡人数,与正常情况下那段时间内伦敦在预期中出现的死亡人数相比,似乎多出了700起。公众开始意识到,除了当他们走上街头时有短暂的窒息感觉之外,大雾还会造成多得多的其他妨害。只是一切都迟了,后悔莫及。

城市化往往给环境造成严重负担,从治理空气污染角度,工业区和居民区必须严格划分,绝不能间杂林立。开在隔壁的铁匠铺,随风飘散的煤灰,这种居住环境谁也受不了。“怀疑论化学家”罗伯特•波义耳早期的大气分析,医学家约翰•斯诺特对空气质量与人体健康关系的论证,一批批在当时被疏忽、被忘却的报告,随着社会的发展,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渐渐引起了重视,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悄然在变。

《大雾霾》终止于20世纪中叶,伦敦成功摘帽了,但“雾都”的故事仍在延续。恰在这时候,大洋彼岸的洛杉矶正在经历空前严重的光化学污染,美国的工业化路程依稀浮现当年伦敦的雾影鬼魅。一些美国人于是开始了反思:我们当真的需要那么多汽车吗?最起码,当汽车在公路上奔跑时,它们不应该是吐着烟雾的怪兽。当洛杉矶经过重拳治污终于又见丽日蓝天时,如今中国的治霾之道要如何实施?他国经验或许是一部启示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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